米配资由大东惠通案看晚清的华洋合股纠纷

米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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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期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外国金融机构自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的本土金融机构似乎只有竞争的关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业务范围上来看，尤其是中外贸易方面，双方的斗争的确尤为激烈。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的钱庄票号有本土化的优势，而外国银行有资金上的便利，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双方无形中结成一种奇妙的默契。一些精明的中国商人尝试附股于外国银行以谋求更大的利益，但这一举动也为华洋合股的纠纷埋下伏笔。这种矛盾在大东惠通案件上集中爆发出来，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案件竟然产生了莫大的连锁反应，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企业性质，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有鲜明的实践意义.

一、中国商人与外国银行的初次邂逅

随着近代以来外国银行的大量涌入，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渐露颓势，中国商人们在与外国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其运营模式蕴藏着巨大潜力，市场上现存的旧式金融机构无一能够与之匹敌。于是他们果断出手，大力附股外国银行，努力争取参与经营管理的机会。这种行为在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开埠地区尤为普遍，汇丰银行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之前，英国人习惯以本国资本为主，构建殖民地银行体系，这样有利于保持银行血统的“纯净性”，使主导权能够不致旁落，因而他们对当地人的附股行为始终抱有警惕心理。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远东帝国，并未沦为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英国人要在这片土地上开展业务，就势必要遵从当地的风俗人情。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国银行，它们的高层多是在中国混迹几十年的资深洋行老板。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汇丰银行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扎下根来，就必须得到本地商界的协助，否则很难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抗衡。因此在他们的力主下，汇丰银行成为第一家将总行开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同时特别强调华商股本的重要性，大力召集华商股份。此举让中国商人大感兴奋，争相购买汇丰股票，甚至“以为世守之业”。

之所以有如此多中国商人愿意掏钱入股，必然是看见未来有丰厚的利润等待着他们。比如旗昌洋行想买轮船又缺钱，为了吸引中国商人入股，出售预期盈利丰厚的轮船股票，还允许附股的华商以极低的价格使用航运设施，一时间引得人人争抢。后来有人估计，旗昌洋行的百万两资本中，华商的占比就达到了六七成.

旗昌洋行旧址

正因如此，双方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协作关系，汇丰银行甚至自豪地声称：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现在都与本行存在利益关系。正是这种互惠关系奠定了汇丰银行在中国成功的基础。不过这种成功更多是属于英国管理者的，他们只想让中国人掏钱，而不想使其参与到管理中。这显然无法令华商满足，他们并不愿只做洋人的“钱包”，一些更具野心的人希望将单纯华商附股转向中外合办，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汇丰银行高层似乎对此兴致不高，总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使华人进入银行的关键决策层。同时汇丰也很不情愿其他中外合办银行的出现，毕竟这会严重影响他们利用华资的计划.

此前有一家名为英国皇家中国银行（Royal Bank of China）的合办银行试图落脚香港，但由于被汇丰抢先一步而未能成行。1872年，英商联合上海七大洋行试图筹建华利银行（Bank of China），筹资工作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由于中国缺乏此类明确法规，最终只得以流产告终。1882年，又有一家据传大量利用华资的“中国银行”试图筹建米配资，这着实让汇丰紧张了一段时间，好在事后证明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算得上有惊无险.

然中外合办的构想并未成功，但接二连三的挑战也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大有市场的。从这些挑战者的名字均带China一词可以看出，这些银行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而成立的，伦敦的银行家们对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饶有兴趣，其他西方国家的金融巨鳄们也逐渐关注起中国市场的巨大经济潜力。汇丰银行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同行的巨大压力.

二、大东惠通的挑战

19 世纪90年代，以中外合办模式主办的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银行接连出现，让汇丰银行猝不及防。更令汇丰不满的是，这两家银行的发起人居然还曾是汇丰董事会的成员，此举摆明了是要另立门派，与自己的老东家针锋相对了。大东惠通的创始人很有眼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吸纳华股的重要性，所以在招股章程中开出不少优惠条件。由于做了详尽的事前准备，正式招股进程相当顺利，很快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大东惠通并未限制华股所占份额，所以中国股东很快拿下银行的半壁江山。华股占据总资本一半以上，中国股东总算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后来成立的中华汇理也是如此，当外国银行家们觊觎着中国庞大的市场时，中国商人们同样也渴望以合办银行为纽带，把金融业务做到国外去，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促成了这种模式的发展壮大。

香港中华汇理银行五元纸币

当然这种模式也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赚钱皆大欢喜，如若亏损又当如何？大东惠通公司（The Trust and Loan Company of China，Japan＆the Straits）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这个问题做出解答。这家公司在1889年12月开办于伦敦，主要从事信托投资，从其英文行名就可看出，它的主要目标放在中国、日本等远东地区。就像当时的很多外商企业一样，大东惠通同样很热衷于吸纳中国商人的股份，甚至干出了赔本赚吆喝的事。当时为了尽快筹集资金，扩大银行业务，大东惠通采取了预购制，虽然发行了20万张10英镑每股的股票，总共价值200万镑，但是购买者先期只需花1镑5先令就能买一股，相当于一折起售，最后筹集到12.5万镑。再加上大东惠通拼命在报纸上砸广告，号称所设分行遍及整个东亚，经营抵押和银行业务，各种房产货物都可以拿来做抵押，来者不拒，更是吸引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早先参股的华商发现在结息日时，大东惠通果真信守承诺，发给丰厚的股息，于是口口相传，各路商人纷纷掏钱参股。这让大东惠通这家仅成立一年的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华洋行中的一支新秀。可是好景不长，1891年国际银价骤然下跌，导致大东惠通的资产瞬间缩水，暴露出底蕴严重不足的缺陷，当年资金就出现了缺口，连支付股息都遇到麻烦。即便大东惠通想出很多理由搪塞，但股东们可不管这么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赚钱。毕竟大东惠通成立时间如此短暂，在华根基十分浅薄，只要有一部分人信心出现动摇，它的经营就会遇到大麻烦。

为了先稳住人心，1892年大东惠通在第二次股东大会上提出，要继续发行10万股，依然是低价促销的办法，每股还是先收1磅5先令，不过明显信心受挫的华商并不买账，这次集股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眼看着股价持续下跌，大东惠通只好继续画大饼，宣称还要进一步扩张、新建分行，劝股东们追加股本，但也是应者寥寥。后来又企图以高息吸引存款，弥补现金流不足的问题，结果是拆东墙补西墙，亏损进一步增加。

到了1894年，大东惠通的资本已由200万镑减至180万镑，眼看着已陷入绝境，大东惠通决心拼死一搏，要求之前花1镑5先令超低优惠价购买原价10镑每股股票的股东，尽快补足剩下的8镑15先令，否则就要对簿公堂，原本缴纳的股金就要作废。这等于是和股东们公开撕破了脸，他们当然不能同意，缴纳股本数是白纸黑字写明白的，岂有吃下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的道理，大东惠通自己经营不善，不应当将风险转嫁给股东。于是股东们不仅拒绝缴纳剩余股本，还叫嚣着要集体退股。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大东惠通再也支持不住，于当年12月宣布倒闭。可谁都没想到的是，这家看似普通的洋行轰然倒下，却牵扯起一场纠葛近十年的跨国官司。

大东惠通宣布倒闭之后，英国商部派人前来清查账目，想跟股东们继续索要剩余股本，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这下惠通更加不依不饶，中国商人欠缴的股金足足有数百万两，任谁都不可能轻易放弃，于是把这事捅到英租界的会审公廨，希望本国为自己主持公道。大家都没想到，这么一个普通洋行的倒闭事件竟然愈演愈烈，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案公堂

三、漫长的审理

会审公廨是租界里专设的司法机构，对于这种涉外案件，就由中国派出的会审官和外方的陪审官一同审理，具体到此案，双方利益不同，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英国法官当然站在大东惠通一边，向华商发难。

而中国商人则以上海道台刘麒祥为后援。刘麒祥表示，按照中英签订的通商条约，两国商人理论上只能交易，不能合股开行，这种没有为政府所公开承认的行为，本来就处于灰色地带，怎么能拿到法庭上辩论呢？惠通坚持认为存在即合理米配资，大家都是这么干，岂有不合理之说？刘麒祥又拿出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上面明确写着：“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所以理论上这案子该按中国的法律来，但大清的律条里可没有写允许合股开行的话，所以归根到底只是洋行和华商的私下行为而已，并无法律保障。最后刘麒祥还不无讽刺地回应道，以前大东惠通为招揽商股，自称经营状态良好，股本丰裕，增加股本也只是为继续扩张而已，现在怎么突然就承认亏损了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刘麒祥

中英《烟台条约》

第一阶段大东惠通未能占得便宜，于是他们再度提起上诉。1898年8月，大东惠通案再度开庭审理，这次大东惠通方的逻辑是：虽然中英条约中没有允许合股开行，但也没有明文反对，法无禁止即可为。另一方面，按照大东惠通的公司章程，如果银行与股东之间发生争执，就应该按照该行的所在国——英国的法律审理，既然华商买了大东惠通的股票，就意味着同意该行的章程，双方已经明确签订了合同，所以合股之事合理合法。而华商方面则坚守一个底线，即按照《烟台条约》，中国人作为被告方，就该按中国的法律审理，法律未承认之事，绝不能视作合法。其间双方唇枪舌剑：华商指责大东惠通经营不善，坑害股东；大东惠通方面则拿出中国官员购买惠通股票的票据，以此证明中国方面禁止华洋合股的做法就是个笑话，令清政府官方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不过总的而言，这一阶段双方的主要争论点还是主要放在应该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上，显然这个选择会直接影响案件走向。

最后新任上海道台蔡钧出面下达判决，裁定大东惠通公司章程上只写明经营抵押业务，并不包括开办银行，自然也无权经营存贷款及汇兑等业务。该公司扩充资本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所以自然不需要股东来买单。

但这种结果是惠通乃至它背后的英国政府无法接受的，这场判决不仅仅是扼杀了大东惠通一家公司东山再起的希望，更是全面否定了华洋合股的合法性，对于所有在华以这种方式筹集股本的外国公司而言，都是一个极为糟糕的信号。于是这场涉外案件闹得越来越大，以至于英国公使窦讷乐（Claude MacDonald）都找到总理衙门告状，强烈要求惠通案应该以英国法律审理。在英国方面的步步紧逼下，清政府方面不得不松口，同意再做调查，并谨慎地给出案件结论。

蔡钧

1899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吩咐新任上海道台余联沅和英国领事会同商议，重新考虑审理此案，不过没过多久就因为庚子事变而被搁置。等到《辛丑条约》订立后，中英双方重订商约，大东惠通案再度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关系到华洋合股到底合不合法、股东与洋行的关系、公司章程的订立、遇到争端应以哪国法律处理等诸多疑难的问题.

英国公使窦讷乐

两江总督刘坤一

其中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华洋合股是否合法。英国方面对此十分重视，毕竟这关系到所有在华英商的权益。英国政府正式在谈判中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希望以法律的形式允许华商附股外资公司，当然相对而言，外商也有权利附股中国企业，在附股的同时即默认同意该公司的章程。对于这一提议，负责谈判的修订商约大臣吕海寰和盛宣怀倒是不反对，毕竟中外合股之举在民间早已风行多年，双方关系密切，不是单纯的禁止能够解决的。况且如果“以所拟办法，华洋股东视同一律，尚属公允”。之前清政府不同意华商附股，有一种考虑是担心如果华商都去给外国公司参股以图厚利，就没人愿意支持本国企业，长此以往恐怕就会“中国遍地皆洋公司，断无一华公司矣”。但如果外商给中国公司附股同样有利可图的话，必然能大大刺激国内公司的发展，说不定未来就能改变洋商遍地的局面。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股东必须享有充分知悉公司章程的权利，并不是购买股票就默认同意章程。英国公司要拿出中文版本的公司章程，与原版一一对照，确保中国股东的知情权，杜绝霸王条款和不公平条约，否则不能算有效。这一点后来也为英国方面所承认。

四、《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合影

不过虽然中英双方在很多地方达成了一致，但大东惠通案件并不包括在内，理由是此案件“系数前事，不能再行翻案”。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现有的规定对以往不具有约束力，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可重新商议。毕竟以往牵扯到的烂账实在太多，如果一一追究下去，华商要赔付的股金还不知道要多少，现在很多入股的清朝官员都会受到牵连。英国方面虽一次次要求交涉，但都被盛宣怀使出的“拖字诀”挡了回去，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吕海寰

盛宣怀

至于合办公司到底该遵守哪国法律的问题，即便中国方面坚持合办公司也要按照中国法律办理，但彼时刚刚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国人手握着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更加肆无忌惮。另一方面，清政府自己也没有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华洋合股案件的处理有着许多空白，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借鉴外国人的律条。所以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

最后经历了十三轮的漫长谈判，1902年9月5日，中英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初步在中外合股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从此以后，中国人购买他国公司的股票都被认为合法，购买者应在知悉前提下遵守该公司章程。如果出现纠纷，也要按该章程行事，而合股公司的章程却要按照其所属国家的法律进行解释，等于是默认了英国方面对华商附股纠纷事件的主导权。

后来清政府痛定思痛，终于开始着手制定《商律》和《公司律》，让其他处境类似的合办企业有法可依。在1904年颁定的中国第一部《公司律》，以英国1856年《合股公司法》、1862年《公司法》以及1899年日本《商法典》为蓝本，总算对合股企业的性质与股东权责做出明确规定。比如第九条规定，如果合股公司中途经营不善倒闭，合资资金就要和公司产业一起变卖，偿还债务，不能继续向股东追缴；第五十八条规定，股东随时都有权利调查公司账目，如召开股东大会，所涉及的事项也应一一登报告示，确保股东的知情权；第五十七条也规定，外国人参股中国企业的，也要遵守中国公司的章程，遇到纠纷按中国的法律处理。

《商律》

结语

很显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大东惠通案件中出现的纠纷，从各个角度总结该案件中存在争议的地方，从而彻底断绝大东惠通试图追缴华商股金的想法，也给其他中外合办企业定下了规矩。值得肯定的是，在全国都被外国资本四处渗透的危急时刻，至少还有那么一些人是在为本国商人尽力争取利益的。他们尝试用各种办法争夺经济权益、阻止外国势力的扩张，哪怕这种努力在帝国将倾的大背景下显得如此渺小，但其积极意义并不容否定。

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这部 1904 年的《公司律》。此后该法律历经多次修订而趋于完善，即便在今日，这些法条中的很多内容仍有其现实意义。可能大东惠通的老板以及参与此事件的那些人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案件竟能闹出如此大动静，最后演变成一场外交事件，甚至使大清帝国专门制定一部法律用以处理类似事情，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往后一百多年的中外企业关系。

文章作者湖北大学张昕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