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麻烦传个话——我找杨司令，他知道我。”1971年3月17日拂晓米配资，济南军区警卫连的哨兵听见这句沙哑的湖北口音时，下意识把枪背往上提了提。面前的老人头发乱得像草垫，棉衣薄得能看见补丁里的棉絮，一双脚几乎踩烂了的解放鞋在晨风里颤着。他说自己叫李祥，曾在长征时当过营长。
哨兵不知道怎么办，规矩写在岗亭里——来访人员一律查证。可这老头既没介绍信，也没证件，连口袋里都是空的。哨兵还是把情况记在本子上，递进了传达室。十分钟后，本子被退了回来：首长外出，婉拒会客。
老人没走，守在门口坐了一整天。夜里又冷又饿，他就缩在围墙旁的花坛角落，嘴里嘀咕着“不能再出事了”。第二天中午，负责值班的文书刘永年出来巡查，看见花坛里那团抖动的黑影，便问清来龙去脉，听到“李祥”两个字明显愣了一下。刘永年回办公室翻出好几年前杨得志保存的一封信，笔迹与老人手上一张皱巴巴的便条惊人一致。他把老头先安顿在附近招待所，又给正出差的杨得志打了加急电话。
招待所里，老人裹着军被，神情却不放松。他对刘永年说：“其实我姓侯，叫侯礼祥，只是后来大家都喊我李祥，我也懒得纠正。”说着，右手在棉被里摸到大腿，那里曾被子弹掀开过骨头，“天一凉就疼”，他咧嘴笑了笑。
往事像闸门开了。1928年冬天米配资，荆州城外，17岁的侯礼祥饿得晕倒在街角，正是一个叫“梁哥”的叫花子把他拉去了汉口。为了活命，他听说江西有队伍“吃大伙饭”，便跟着铁路往南走，最后在赣南加入红一方面军。登记时他只报“礼祥”两字，管号的战士便随口写了“李”，从此文件里便是李祥。
长征途中，他所在的先遣纵队冲在最前，强渡大渡河那天，他扛机关枪趟着齐腰水，子弹从脖子边穿过去，鲜血直冒，还硬是把弹链顶在胸口没丢。后来右腿挨了一发重机枪，骨头差点锯掉，医护队给他打石膏，他却抱着腿跳回战壕指挥。到达陕北时，他已是红一师十三团团长，而团长上面的师长正是杨得志。
1939年山地战役里，他胸口中弹，咳血咳得停不下来，被送去西安医院。等能下地走路，组织让他回鄂中做地下交通员。可回乡十多年，他的皮箱被盗，里面装着军官证、残疾证、党证，全没了。没有编号，没有介绍信，他成了“谁也证明不了自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江陵县清点复员干部，他报了名，没有资料就等于无效。村队干部觉得他“夸大其词”，索性把他当普通农民编进生产队。偶尔他和人抬杠，说起雪山草地，周围人就哄笑：“吹牛不上税！”他越争辩，干部越烦，最后干脆把他划成“处理对象”，隔三差五找谈话。
1960年，他看到报纸上杨得志、杨勇授衔消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北京总参米配资，一封寄南京军区。没料到，两位将军都回信了。可县里干部认定那是伪造，“老头想立军功骗补贴”。结果他不但没“摘帽”，还被戴上更重的帽子，茶馆被查，儿子不敢回家，妻子改嫁邻乡。
挨到1971年整风期间，他被送去林场“接受监督劳动”。林区夜里狼嚎阵阵，他想起死在草地上的兄弟，心里一横，决定亲自去找老上级。他从林场逃到沙市码头，假装搀扶一位老妇搭船，再扒火车北上。途中被查票，他笑着说“手头紧，补不了”，检票员也不知是怜悯还是嫌麻烦，让他在下一站跳了下去。就这样磕磕绊绊，跑了几百公里，总算撞到济南军区大门。
三天后，杨得志从外地飞回，听完刘永年的报告，立即把那张便条与旧信对比，声音哽住：“带他来！”老人推门进屋，两人愣了足足五秒，随后同时敬了一个有些变形的军礼——一个肩章上是将星，一个袖口已被补丁遮住。老人哆嗦着说：“首长，我这老骨头就求一件事——让后辈知道我不是骗子。”杨得志握住他的双臂，几乎是吼出来：“这事包在我身上！”
随后，济南军区政委部门与湖北省委、江陵县委多次往返调查。刘永年带队到红军档案馆、总参老干部局、八路军留守处挨个查卷宗。很快，红一师十三团阵亡与伤残名单里，找到了“李祥（侯礼祥）”的医疗记录，还找到了当年补发的奖章登记表。
1975年春，中央军委批复生效：侯礼祥——原红一方面军十三团团长，享受正师级离休待遇，补发抚恤金，追记二等功一次。湖北江陵县在公社礼堂贴出公告那天，已经71岁的侯礼祥拄着拐杖站在人群最后，他没说话，只是把右腿往前迈了一小步，像是在向那些逝去的战友行礼。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那趟冒险，他笑答：“不冒险，我就是个无名鬼；冒了险，至少把名字捡了回来。”
历史就是这么拧巴：一张纸丢了，十几年说不清；一句话说对了，半辈子的沉冤得以洗刷。不得不说，老兵的执拗有时胜过漫长的等待，而那股子“不跪右腿”的倔强，也正是他们当年闯雪山、过草地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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